三十五

　　各高官官，接到熊总长这篇电文，都不发声了，就是前陆军总长黄兴，也变不出这么多银子，前时所拟定的方法，都说不能行，要他们从实际上做，却也拿不出什么解决方法，因此各省都无可答复，变成了仗马寒蝉。
　　熊总长受了闷气，于是向总统提出辞职，经袁总统竭力挽留，最后才勉强答应。过了数日，中国政府致书银行团，略言：“请垫付款项三百万两，否责势不及待，另筹他款，幸勿见怪....”银行团见此公文，恐他向别国借款，急忙复文承认，支付三百万两借款。中国政府得了此款，勉强能支付军饷，挨过了好几日。
　　伦敦会议和巴黎会议后，四国银行团增加日俄两国，变成了六国银行团，六国公使相约到外交部，与外交总长陆征祥会谈，报告六国银行团成立。
　　过了几天，外交总长陆征祥与财政总长熊希龄与银行团开会讨论借款问题。陆总长已探悉巴黎会议内容，与我国不利，已和熊总长达成共识——可少量借款，不大量借款。在会议上和银行团代表说道：“感谢各位银行的大力支持，愿意借巨款帮助我们建设国家，但是我们政府已经借了不少外债了，不敢再借太多钱了，我们可以考虑仿照现在的借款办法，每月垫付六百万两，自六月起，到十月止。”这些银行代表听后有些恼怒，心想花了数月达成会议，费尽心思，中国竟然这般拒绝，于是答复道：“贵政府既然不愿意再借巨款，索性连垫款也不必要了吧，那请把六百万垫款，也还给我们吧。”陆总长忙解释道：“并非我政府不愿意借，只是贵银行团所定的条件，我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如果人民不答应，我等也是没办法的。可以先按垫款办法来处理，其他事情另作计划。”银行团代表见话不投机，负气而去。陆，熊两总长见交涉无效，于是去找唐总理商议办法。唐总理已请了病假，好几日都未碰面，两人各乘马车，直奔唐总理寓所，侍从回复两人道：“总理往天津养病去了。”两人不禁诧异，问道：“何日动身的，为何没见公文？”侍从答道：“去了两日，其余事情一概不知。”于是两人怏怏而回。
　　听闻唐总理因病赴津，这个病不是什么寒热，虚痨，而是心病。心病何来？原来唐总理认为，中国既然实行了内阁制，所有国家重要政务，应归国务员担负责任，因此遇着大事，必邀同国务员议定，称为国务会议。偏偏各部总长意见不同，从唐总理就职后开了好几次国务会议，内务总长赵秉钧未见到会，就是陆海军总长，虽然列席，也与唐总理意见不合，只有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与唐总理俱列同盟会，意气还算相投。又有工商次长王正廷（因陈其美不肯到京，令王正廷署理总长）也与唐总理不相反对。交通总长施肇基，与唐有姻戚关系，自然是水乳交融。此外如外交总长陆征祥，是一个超然派，无论如何，总是中立。财政总长熊希龄是别一党派，异视同盟会，为了借款问题，亦尝与唐总理龃龉，恐怕不是全为党见。唐总理已是不安，而且总统府中的秘书员、顾问员，每有议论，经总统承认后，又必须由总理承认，方得施行，否则无效，那时这班秘书老爷，顾问先生，都说总统无用，全然是唐总理的傀儡。试想这野心勃勃的袁项城，岂肯长此忍耐，受制于人？况前此总理一职，有意属唐，无非是因唐为袁老友，足资臂助，既然当了总理，却与自己背道分驰，不相联属，于是怀疑他倾心革命党，阴怀猜忌。其实唐本袁系，不过为责任内阁起见，未肯阿谀从事，有时与老袁叙谈，时不时抗争座上，不为少屈。
　　有一次，唐总理和袁总统商谈要事，两下里争论起来，老袁不觉勃然道：“我已老了，少川，你来做总统，可好么？”老袁以小字呼唐，虽系老友习惯，然而此时已皆以总统总理相呼，突然叫唐的小名，明明是满腹怒意，借此少泄，语意尤不堪入耳，气得唐总理瞠目结舌，踉跄趋出，乘车回寓。冤冤相凑，距总统府约数百步，忽遇卫队数十人，拥护一高车驷马的大员，吆喝而来。唐总理的马车趋避稍迟，那卫队已怒目扬威，举枪大呼道：“快走！快走！不要恼了老子。”。
　　唐总理不待说完，忙呼车夫避让，至大员已过，便问车夫道：“他是何人？”车夫道：“他是大总统的拱卫军总司令段大人。”唐总理笑道：“是段祺瑞么？我还以为是前清的摄政王。”
　　唐总理回至寓所后，不由的自叹道：“一个军司令，有这么威风，我等身为文吏，尚想与统率海陆军的大总统，计较长短，真是不知分量了。我明日即行辞职，还是归老田间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