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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回到伦敦，对我来讲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体验。之前我认为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有了一些不同的意味，高度发展的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巨大的浪费和掠夺之上的，文明的发展也绝对不是我以为的那样只有唯一的一种。
虽然从今天看来这些只不过是空洞的口号和肤浅的认知，但是对于当时来讲已经很了不起了。
如果可以选择，我其实更加愿意研读一下人类学的专业，不过按照父亲的计划，我应该成为一个律师。而到最后，我既没有成为律师，也没有成为学者，而是供职政府，从某种角度看，完全背离了我曾经的理想，当然，这是后话，如果时间允许，你会知道原因的。
我有没有提及，也就是在学院里，我认识了欧格拉菲亚？当然，那时候我对于她一无所知，甚至到现在也是如此。
那是一节田野调查课，教授把我们分成几组，然后模拟实地调查。而我，正好和欧格拉菲亚，还有两个人分到一起。教授把整个班级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扮演土著居民，而另一部分扮演人类学家，通过观察土著的各项行动，最后尝试解读出这些行为的意义和部落的社会结构。
这门课远比它听上去的有趣，我至今还记得那群扮演土著的同学围绕着我们以奇怪的姿势行礼，然后在所谓晚会的时候“杀死”了一个人类学家。其他人纷纷猜测这是一个具有侵犯性的文明，他们尊崇野蛮的风尚，但是只有欧格拉菲亚提出，这可能是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作为丰收仪式的一种变种，通过类似的“贵重牺牲”，来祈祷来年风调雨顺，在某些南美洲记载的园艺农社会之中，这甚至是一件荣耀的事情。
后来，我就逐渐和欧格拉菲亚熟悉，为了偶尔能和她一起上课，我甚至多选了好几门课，而她似乎对我也挺不错的。你也应该知道，对于像我这种并非金发碧眼的人来讲，在那个依旧延续着贵族风尚的学院，不能说是歧视，但是也并不受欢迎（所以至今我也不知道她当初接近我到底是因为怎样的缘故，我也从来不敢继续问下去）。
当时我们两人一同加入了一个社团——双鱼社，不要装出吃惊的样子，你早就知道了不是吗？它就是现在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双鱼党”前身，不过在最初的时候，那里只是一个并不出名的神话学研究社团。而且最为最初的成员我可以很负责的说，“双鱼”这个词其实并没有现在宣传的那么多寓意，它只是为了纪念我们几个人一起凑钱买的那两条盐焗秋刀鱼之味罢了。
最开始社团里只有十二个人，我们所讨论的也不过只是一些小圈子里的问题罢了，但是改变很快发生。那是2009年，全球性的次贷危机使得世界各国陷入低谷，甚至超过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场经济大危机。
不能说如今盛行的新保守主义起源于此，但是这场新世纪的经济危机至少也是导火索。宗教极端主义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被各国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还有政客预言并且注意到，不仅仅是玛拉塞原教旨主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同样不乏其人，但是全球性的经济倒退无疑大大激化了矛盾，特别是那些受到最大影响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埃及军方发动政变，在哥伦比亚政府宣布破产，而在广大的玛拉塞世界，极端组织找到了发展的乐土……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改变了每周晚上讨论的主题，不知不觉之中，我们思考的主题越来越尖锐，内部的分裂在所难免。当时讨论的很多话题我都还记得，但是现在也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一直坚持到和欧格拉菲亚分开，才彻底退出那个社团，那时候双鱼社在整个学校之中已经有了不小的影响了，核心成员也增长到了四十多个，如果考虑到参加的那些学生毕业之后在社会各领域具有的影响力，你也就不会怀疑为什么双鱼党在最初的时候为什么会发展得如此迅速。
不过那时候已经和我并没有太大关系了，在六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和欧格拉菲亚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但是始终没有更进一步……
不好意思，或许我不应该在这里说这些话的。略过其他，我在学院的七年求学生涯还是结束了，我开始在伦敦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而欧格拉菲亚则是继续她的人类学研究之旅。
欧吉娅，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毕业之前，我最后一次送你去摩洛哥，你说你在那里得到了一个柏柏尔人自治社区的邀请，在那里为他们撰写民族志。我不知道下一次见到你到底会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到时候我们的关系会变成什么样子，你戴着那顶巴拿马草帽，就像是一个精灵，逐渐消失在人群之中，我甚至不敢拦下你，然后向你……
对不起，我说好不说的……你走了之后，我也开始自己的第一份工作，那一年我2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