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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疼爱我，说我生于二月二，龙抬头，老想把我培养成个才子佳人。我也挺听话，母亲叫学什么，我就学什么，从不反感抵触。在母亲的眼里我是好孩子乖孩子，一直不相信我在外面调皮滋事。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空军保卫部门的一个干部找到母亲，说我把家里的照相机拿到王府井委托行给卖掉了，母亲连说不可能，结果翻了半天也没找到，我说确实给偷偷卖掉了。母亲没说什么，还是盼着望子成龙，不久就带着我学京胡去了。记得是通过马未都的母亲谷小英认识了一位住在四号楼姓宋的叔叔。这位宋叔叔长得黑胖黑胖的，拉着一手好京胡，他从小就在戏班子里混，参军以后只能业余拉了。他待我挺好，手把手地让我先端正坐姿，然后琴弓一拉一送，京胡就吱溜溜地发声了。当时要么我岁数太小，要么老艺人没收过徒弟，我一去就让我拉，也没给我讲过京胡入门，我半年下来没见过琴谱是什么样，就连拉的是什么自己都说不清，也许过去老艺人传艺就是这个样子。我认识宋叔叔的时候，他的心脏病已很严重，自己已经不能拉胡了，他把心爱的京胡放在白布袋里送给了我，让我回家后自己练。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处于心脏病抢救状态，我放下京胡就走了，从此再没有摸过京胡。不管怎样，那吱吱溜溜的琴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一颗小小的音乐种子。
一九六八年的空军地勤突然千树万树梨花开，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零年，成百上千个时代精英涌进了空军地勤。为什么我这么断言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大学不招生，入伍当兵成了那个时代的最佳选择；二是空军地勤一直就需要高文化素质的年青人，文丨革丨时再“突出政治”，飞机也得安全上去，安全下来啊，空军在各地招地勤兵的时候特别强调文化水平。一九七零年以后，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一部分精英被分流到了大学。
一九七零年我到安徽蚌埠空军四十五师的时候，正是这些精英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师有师级演出队，正在排演京剧《奇袭白虎团》，有自己的乐队伴奏。参加师级演出队的干部战士全部常年脱产，每天专业排练演出。各团有自己的业余演出队，半脱产，多在重大节日前一个月集中排练，然后进行会演评比。由于时代的久远和当时的条件，我现在无法跟踪到这些精英们现在的情况，我想他们中很多人会长期活跃在各地的舞台和文艺单位。场站有一位六九年的北京兵叫李义，他当年白白的脸，相声说的特别好，已显露出相当的专业才干。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北京我偶尔在北京电视台上看到他表演相声，只不过名气没有马季那么大而已。我当兵没多久就参加了团一级的业余演出队，我们排练的是集体舞，我在前面打红旗。参加排练自由多了，经常自己跑到蚌埠市去玩，记得有一年耿颖川来蚌埠办展览，他认出了我，我们一块去二马路吃的冰激凌，回来后我拉了一个星期肚子。
这个师长期积累和留用了一批音乐指挥人才。每个基层建制单位每天都要唱歌，要唱歌就得有人会指挥。师团开军人大会前，都要互相拉歌赛歌，音乐指挥是一个单位的门面。我们地勤大队的指挥是个叫宦宏坤的老兵，无锡人。他比我大十岁，对我很好，经常给我讲一些音乐基础知识，阿炳的《二泉印月》就是他告诉我的。他多用手风琴定音，没见他用过定音器。不过他的指挥水平还排不上到全师大会上指挥，师级指挥是个武汉人，两口子都是从军区文工团下来的专业演员。
跟这些精英们在一起永远有学不完的东西，尽管我当时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们告诉我通过音乐能够辨别我们国家的政治风向。有一位上海兵，姓陶，喜欢作曲，部队很多的节目都是他谱的曲。一九七零年庐山会议以后，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前后，他靠他的音乐敏感慢慢地感觉出政治有变。他对我说，原来我们每天必唱的歌是《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现在换成了《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央肯定有大变动。那年十一会演他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主题调揉进了他自己的作曲，为此他立了三等功。半个月后全国上下开始传达林彪机毁人亡的消息，从此我又学了个音乐心眼。
文丨革丨中的部队虽然外国小说不让看，西洋乐器还是让人学的。有个机械师，好像也是上海人，个子不高，练小提琴入了迷，一心想当个提琴大师。他一有空就拉琴，领导经常批评他不误正业，他还带有一种上海人独有的傲气，一般人不会放在眼里的，对我也是一样。有一次，我想跟他学认五线谱，他说，小潘，你学不会，我一气之下回去自己认了起来。后来我想跟他学琴，他说，我十九岁了，再练也出不了名。我没听他的，找了把琴没日没夜地拉起了《法拉拉》练习曲。
琴是张渝林帮找的。张渝林，武汉兵，二胡拉得很好，达到了独奏水平，他能指导我听音定音。每天晚饭后，我到空旷的机场上开始拉空弦，那把提琴音质相当好，加上用的是二胡弓子，放出的弦音宏厚极了。过了几天，有人传话到了我耳朵里，说这样练琴中队领导有看法，那个时代，什么都不学才是最好的。我没有办法只有改拉歌了，准备在中队晚会上演出。在张渝林的帮助下，练了一首《北风吹》，还真拉出来了，这是有生以来拉出的第一首歌，也是最后一首。我看出了中队长史庆玉对我和张渝林越来越不满，第二年他就把张渝林给整复员了，以后的两年我在他的手下也没有好果子吃，我在部队几年的辛苦差点付之东流。
从此我见琴就怕，再也不愿意听到琴声，我真后悔学了几个月的提琴，拉乱了我跟领导的正常关系。到后来我上了大学，学校里同学们每年都要排练出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我一次也没有去看过，有的同学告诉我节目中有马筠初的小提琴独奏，马筠初进安大前是合肥乐团的专业演员，我也没去欣赏过，因为我怕琴声把我带回到蚌埠，带回到那个可气又可笑又无知的年代。
04/05/07
日期：2008-1-121:47:23
解读《羌村》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买好了《唐诗》，《宋词》，放在家中门后的一个木头箱里，想让我长大以后读。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班里要搞一个朗诵比赛，而且每个同学都要参加。这可把我难住了，因为我一直口吃很厉害，最怕老师叫起来读课文。母亲理解我，打开木箱子，翻出《唐诗》，选了一首《咏鹅》，说这首诗短，是个诗人七岁时写的。那时我在争取加入少先队，必须按照老师的要求做，每天放学后，我在家里读起来：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朗诵会是在一个下午，小同学一个一个走上讲台，大部分是背课文，不少人还很有感情，有声有色。唯有我是背一首短诗，而且短得不能再短了。就那么几个字，我脸憋得红红的，半天才挤出来，还好没有半途而废。也许就是母亲那一点点点拨和启蒙，我从小就有了一点押韵的概念。再大一点，母亲开始给我讲解唐诗宋词，当她再次打开那个木箱子的时候，发现里面的书全都不翼而飞，我装着不知道。当时公主坟商场附近有个旧书收购站，我把箱子里的书一本一本拿到那卖掉了。
两年后的文丨革丨改变了中国所有人的人生发展轨道，我想起学文化写诗已经是上世纪七零年以后的事了。我所在的空军四十五师，有一批一九六八年和六九年入伍的兵，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不少人有很高的文化底蕴，我没事儿就跟着他们学习，他们看什么书，我也要过来看。中队里有一个黑板报，当时由武汉兵白乐祥负责，我试着写了首诗，他还真给我凳到板报上去了，结尾我还记得：新年钟声耳边响，紧跟主席进新年。万事开头难，有一才有二，以后中队换板报，我都要出一首诗，不过那时候的诗没个样子，在农村来的战士面前虎虎还是可以的，我给报社杂志社也投过一些稿，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