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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医生开出了极贵的三联抗生素，有保险只需付二十美金。我按医嘱连吃了十四天，感觉稍微好一点，为了治得彻底一点，我又偷偷加服了十四天，以为全好了。谁知这次又未能将菌全部杀死，十几天后反复更加利害。这时我的元气已经大伤，我自己十分清楚，如果这次美国最先进的抗生素都治不好，只有一天天等死了，因为经过高效抗生素灭杀后仍生存的螺旋杆菌反攻倒算起来十分凶猛。我每天疼痛难忍，支撑着开店，时常大口喝上几口烧酒，感觉稍微好一些。我打电话给医生，医生说再开一种更强的抗生素，只能吃十天，不能再自己偷偷加了，否则有其它危险，这次用药应该好了。这种瑞士产的爱莫西林十分有效，吃下一天后顿时感到溃疡在收缩。我这次不敢再相信美国医生和美国药了，只有死马当作活马医了，十天后我立即大口喝起烧酒来，想用酒继续灭杀阶级敌人。这次我横下一条心加大酒量，我知道抗生素吃太多了真会带来肾损伤，酒多喝点倒没有那么大的危险，而且这种波兰酒质量极好，没有仍何副作用，也没有上瘾的感觉。这时有的医生建议我常年低量吃抗生素，我没有采纳，我觉得不如喝酒好，就这样坚持了三个月，总算把病情稳定下来。要不然可真是病魔常似秋千索了。转眼六年过去了，又回到起点，不过这次是认识事物的新一轮起点。也许最没有希望的时候就是希望的开始，像这样的事我一生不知经历了多少，总的原则是不能轻易放弃和灰心。我大胆取消了保险，因美国医生亲口说过这种病治到60％就算治好了(fix60%),开始自已想办法了。我大量收集有关胃溃疡和螺旋杆菌的历史资料和医学资料，想探索出一个除了服抗生素和喝酒之外能够灭杀螺旋杆菌的方法，特别是自然长期食疗的方法，这样就没有后顾之犹了，我发现药和酒在我身上只能达到抑制，不能根治。我开始花精力研究东西方饮食，特别是伟人的饮食，后来又想起了Wasabi.姜.大蒜.蜂王浆•••，这是我在《三》部分要写的。我还发现这六年我也是时好时坏，这里必有章法可寻。最后我总算找到解开这团乱麻的线头了，四美俱，两难并，至少我活过来了，没有像前面那么多位大师一样死得糊里糊涂，可以在专家面前指手划脚胡煽乱侃了。
根治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是世界性的难题。二零零五年我在寻求可行性的时候，正好遇上了在Yale进修的我国著名年青的肝病专家熊良士教授，我同他谈了我的想法，他说，老潘啊，你要把这个难题攻破了，你该获诺贝尔奖了。果真如他所料，两个月后诺贝尔医学奖授给了发现螺旋杆菌的两个澳大利亚医生。
我想过一段时间再写《三》，主要是想听听各种意见特别是医学专家的意见。如感兴趣和需要，可直接打我的手机：2034353443。
10/25/06
日期：2008-1-112:04:45
我眼中的安大同学《一》
一九九六年十月我专程到合肥看望黄书记和安大同学，临近校门时发现由毛泽东题写的“安徽大学”金字校名特别醒目。一个省级重点大学由毛泽东亲笔手书校名，能获此殊荣，这是不多见的，我想多半归功于当时的省委书记曾希圣。曾希圣在长征中可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军委二局第一任局长，被毛泽东称为红军的灯笼。当时军委二局的主要工作是窃听敌方密电码，然后破译。我想做这个工作有两难，一是要有一定的文化技术知识，二是没有觉睡，白天行军收听，晚上宿营也要收听。在战争年代能干这种工作，与抛头颅撒热血的前方将士相比，属于福大的，我很少听说他们中间有人受过枪伤或牺牲，当然意外情况总是有的。再有他们的情报决定军队的存亡和战争的胜负，所以革命成功后级别还要高出同年前方将士。
先父于一九三九年到延安后一直在二局工作，后来成为军中有名的监听专家，很多极为重要的电讯都是他完整准确地记录下来的。先父虽功勋显赫，但带给他终身遗憾的是失眠，他同我妹妹说过，到延安后的八年几乎没有睡过觉。我隐隐约约听父亲同老战友聊天时说过在延安时红军干部的生活已相当特殊了，虽同吃一锅小米饭，饭做好后，由一般干部先盛，吃上面的，红军干部吃中间的，其他人员再吃锅底。可不吗，大锅饭上面生，底下糊，中间吃着才香。不过大家都觉得这是应该的，红军干部对革命贡献大吗。父亲生涯的最高峰是一九五六年在武汉首先截获台湾当局准备破坏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电讯情报，并且准确无误及时上报。现在看来中央也相信这份情报，采取了措施，周恩来换乘其它飞机，但为什么还让工作人员仍如期前往，最后抛尸大海，看来永远是个迷了。父亲对工作一直守口如瓶，这事还是儿子长大后跟我说的。
看样子许多人和事都与安徽有缘，我自已也不例外。我一九六九年底到蚌埠，一九八二年安大毕业离开，中间虽有进进出出，大部分时间都在安徽。那个年龄段是我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很难把名字搞错或忘记。离开安徽以后，同我联系最多的也是安大同学，二十五年来几乎没有间断过。这次我想用一种流水写法，来记录二十五年来同学与我的联络友情。其实按现在的标准，打个电话发个E-mail也算联络了。
记忆中在安大读书期间只去过姚庆昌家和万向华家，去姚家次数很多，姚家住一层，我还是老习惯，去别人家不习惯敲门，喜欢在窗户外面吆喝一声。去万向华家是离校前一天去的，她家住在离学校北门不远的军区干休所里，好像就喝了一杯清茶，不过这事儿我一直记着，多年来我一直打听她的去向，没有结果。
到北京以后，第一个来看我的同学是尚坤琴，她带着男朋友还真找到了空一所。我当时住集体宿舍，男友同我住一起，她同我后来的妻子住一起。男友是个书呆子，每天晚上要在本子上写点什么，有一次我抓过来看看，字体十分清秀，内容我看不懂，好像文体在文言文与甲骨文之间。我记得一九八八年回安大时再次见到坤琴，当时变化不大，听说生了个儿子，从此以后失去联系。
一九八三年十月，我去黄山旅游结婚。我把安徽一直当作第二故乡，要结婚，当然要回娘家看看。我到屯溪找任良耀，在他那里住了两天，他家当时住武举巷，是一幢古色古香的老房子，是母亲祖上传下来的。我问他父亲为什么叫武举巷呢，他父亲说历史上这个巷子里出了个举人，我说良耀安大毕业应该水平要高于举人。我想良耀招待我的应该是当地的徽菜吧。我没有带爬山的胶鞋，良耀把他的借给我，说好爬完黄山后，交给李加驹。我满怀欣喜爬黄山，四处找李加驹，到山顶上一问，他下山了，我问的那个人正好是安大七九届的，我说帮帮忙，给找个床位，他死活不干，我说你帮把鞋子收一下总是可以吧。两年后我再次上山找李加驹，传说他已经落马了。
下黄山后，我们去了九华山，上山前没看到徐宇泉，下山后到旅行社办公室找到了他，我们一起简单地聊了聊，还照了张像。他跟我说山上的英文路标都是他来以后写的，黄书记把他送到九华山当和尚了。从那时起，我觉得小徐是个老实人，不挑三拣四，到哪就呆在哪。最近我听说他当社长了，我的眼光不会错。
一九八四年，我在空一所上班，意外接到黄书记的电话，他来北京接外国专家回校，我赶快跑到友谊宾馆找黄书记，记得我们一起还在宾馆门口照了张像。
王宁军在社科院新闻所读研究生期间，我去找过宁军几次，每次去他都拿大缸子打饭回来一块吃，好像那时还没有到饭馆去吃饭的习惯。有一次他来电话说沈利仁到北京新婚旅游，叫我一定过来，我去了，只见到利仁，没见到他太太。最后一次得到王宁军的消息是在中国日报上看到他写的一篇关于学生的报道，以后就失去联系了。
一九八五年我路过芜湖到海关找韦勇，很容易就找到了。我们一块拿饭盒吃的饭，他还专门到街上买了半只南京板鸭，味道不错。我说一块去看看冯萍，晚上我们骑车七绕八绕找到了冯萍，冯萍还有点儿不好意思，脸红红的，她说她很快就要结婚了。
一九八六年我在纽约飞往北京的航班上意外碰到鲁生，他分配到安徽的一个水库，这次来美专门考察水利设备。我俩是代表团的翻译，都觉得任重道远，相约后会有期，鲁生还是憨憨的，话不多。
也就在那几年，我曾收到储家铮的一封来信，说他去了趟非洲，信中还加着一张在非洲海边在高高的棕榈树下目视远方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