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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吃我觉得挺新鲜，胡萝卜是清蒸的，带点儿甜味，豆腐渣从来没吃过，好像我还吃撑了。一九六二年自然灾害期间在育鹏小学住校时经常吃地瓜干，红薯面，窝头等类似的东西，那时的东西很多都带有霉味儿，还没有现在的好吃。每次吃饭的时候，马指导员都强调，胡萝卜豆腐渣都是好东西，有营养，这些东西要真的在旧社会贫下中农还不见得吃得到呢。我也觉得这些东西除了吃多少拉多少外也没有什么不好，胡萝卜豆腐渣全属粗纤维质，所以方便起来不干不稀特别舒服，回想起现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饮食过于油腻，如果真患了肠癌，得了“三高”，再会过头来吃这些东西不就为时过晚了吗。现在我才听说每天困扰***的不是别的而是大便问题。第二天除了身体有些发软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不适。我看到战士们个个吃得很认真，很少有嫌言碎语发牢骚的，因为他们大多是贫苦农民的后代，几乎都在做着现在当兵入党提干，将来复员进城娶老婆抱孩子吃皇粮的好梦。有的还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心得体会，他们常把不会写的字空着，有的干脆用符号代替，可能是受顾阿桃的影响。上午开了个诉苦大会，下午就安排大家自学了，到了晚上战士们大多东倒西歪躺着或坐着，或拿着《毛选》作作样子等着吹响熄灯号了。我还好平时存有一些白糖，晚上泡了杯浓浓的糖水喝下舒舒服服地睡着了。
第三天大家普遍无精打彩，出操时很多人喊跑不动。我去上厕所，发现粪便已堆得像小山一样，很难找个干净地方蹲下。厕所后面还有个猪圈，平常我喜欢去打打猪，这次我发现头天倒在猪槽里的胡萝卜豆腐渣还是满满的，猪一夜几乎连碰都没碰。我忙跑回去对同从大院来的李强说:“什么有营养！看猪都不吃了!”李强比我大两岁，是个留级生，世故些，叫我说话注意点儿。可能领导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晚上就要思甜了，万一战士吃暴了胃就不好办了，马立本永远忘不了他喂马时多喂了点儿胡豆和水撑暴了马胃受到降职处分，午饭改为胡萝卜豆腐渣馅白面包子了。战士看见白面包子抓起来就吃，我咬一口一看是胡萝卜豆腐渣馅儿心里就不是滋味儿，于是就偷偷地把馅儿抖在地上，一连吃了六个白面包子皮儿。结果这一举动被一个甘肃籍的老兵看到，饭后他把我拉到一边指责我浪费粮食，说着他掏出《毛主席语录》翻来翻去，看样子想找出一条不要浪费粮食的最高指示，可能文化水平太低，不识几个字儿，急得脸上青筋都曝了出来。这件事儿过去几十年了，现在想来也可理解。他对我说过他最怕复员回到甘肃老家，那里严重缺水，老百姓靠夏天接雨水过日子，生活水平就可想而知了。他一想起复员一事常常半夜从梦里惊醒。
到底圣餐与忆苦饭有无内在的联系，这里一句话很难说清，从外表上看有些相像，都是在提醒会众（群众），不要忘记上帝（过去）。但问题常常发生在人身上，我们都知道，上帝看人是看人的罪性，文丨革丨中也出现了***思想是照妖镜的说法，如果你也同上帝一样，用上帝的眼光看人的罪性，文丨革丨时用***思想照妖，看不到同学之间有真情，看不到人与人之间有善良，看不到能在一起多美好，那可不就国家战事不断，邻里家庭吵闹不休，同事鹬蚌相争，兄弟煮豆燃萁，每天说起话来热耳酸心，到哪都是挣啊，夺啊，抢啊什么的。可不人生开始时就会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到后来悲悲惨惨凄凄戚戚了，说不定还会断肠人在天涯呢。
08/10/06
日期：2008-1-31:45:22
二十一岁是花季
二十一岁到底是个什么“季”众说不一，有人说是雨季，有人说是梦季，更多的人说是花季。说十六岁是花季是不是早了点儿，因为人生走到二十一岁才趋向于成熟，也就是说该开花结果了。二十一岁对美国年青人来说实实在在是花季，从此可以合法进入酒庄买酒，自由进入酒吧俱乐部等成人场所公开社交寻欢作乐了。而我的二十一岁是在一个特别的环境下度过的，至今仍回味无穷。
一九七四年正是成千上万中国年青人失去学业被连锅端去农村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正是这些孩子渐渐长大开始为自己的婚姻.家庭.工作.事业发愁的时候；也正是他们的父母为自己的孩子回城.升学.找工作绞尽脑汁儿，甚至留下伤心一页的时候，我在父母亲的竭力爱护下，成了中国当时极少数的幸运儿，在人间堂杭州走着当兵入党提干三步曲。一九七四年也是非林彪派系将领翻身以后处理整治林彪派系干部在军中的子女最凶狠的一年，当时的空军丨党丨委有明文规定，凡是进学习班接受审查的干部的子女无论何种情况不准入党提干，一律转业复员，北京上海不能进市区安排工作。贺德全的儿子铁军被强制复员后，安置在北京远郊区怀柔县林场，铁军是个本分的孩子，一九九四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在林场度过二十个春夏秋冬了。周宇驰的一对儿女向阳.向红复员后不仅没工作，可能连生活都困难。杨彩章在林彪问题上只沾了一点边，宏宾.宏军被勒令停飞，不久复员回京安排在远郊区。什么事儿都是一报还一报，看样子对子女也是一样。
我当年所在的空军机动八大队是空军的王牌机务工程大队，经过这个大队维修保养的战斗机很少出飞行事故，《林彪九一三事件》后这个大队被逐步化整为零，我的成长也出现了插曲。。整个大队人才济济卧虎藏龙，有位梁付大队长好像还毕业于名牌大学，还有一大批“老三届”湖南籍战士，许多都德才兼备，尹德利后来还当上了地区的教委主任，我同他们四年朝夕相处，受益匪浅。平心而论我当时在其中确实显不出有多大的才干，只不过有块从北京来的干部子弟的牌子，同他们竞争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每年就那么几个名额入党提干，粥少僧多，总有喝不上的。可以说入党提干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年青人的最高梦想，为此我每天寝食难安。经过四年的努力和忍耐，中队党支部终于发展我入党了，为实现这个梦想，我打扫了好几年厕所，不得不暂停英语学习。
全体党员举手通过我入党的第二天，我重新拿起了英语课本，大张旗鼓视无旁人地学了起来。这时中队上上下下对我议论纷纷，一个战士每天抱英语书，当时也太特殊了，可能全军也找不出几个。心眼好的领导认为我不安心连队工作，想跳龙门，看我不顺眼的领导则怀疑我有可能叛国投敌，有人发现我戴着耳机不知在听什么。我有个小收音机是自己装的，灵敏度特别高，每天熄灯号响过后，我就打开收音机戴上耳机装睡偷听美国英语900句，听张爱玲编译的O.Henry短篇小说选读，有时也听听台湾广播，幸运的我从来没有被查出过。
六月份我焦急地等待提干的消息，此时心情有点儿像现在的年轻人等待大学入取通知书一样。消息传来没有我，四年的辛苦付之东流，看来单靠自己还是不行，不过这种打击还是经受住了，没有哭，也没有绝望，而是偷偷给父亲写信，说明我作了最大努力提干还是没有希望，只有换一个单位，要不然下一步就是面临复员回北京了。也许复员回京是对的，一九七四年国家外贸部正招收一批党员复员军人进部工作，然后派往国外。我的小学同学张维就是其中一个，他早早地被派往日本，一九八二年我见到他时家里早已电器现代化，吃得肥头大耳，而国内当时温饱问题还未解决，几年后他因心脏病突发死去，这已经是后话。
后来指导员叶国贵告诉了我未能提干的实情。此人我曾经拉拢过他，叫我母亲偷偷地往他湖北老家寄过两件的确凉衬衣，当时算是珍贵礼物，我们私下关系很好。原来是一年前我的分队长张良祝趁我出操的机会偷看了我的一封未发出的家信，信中我说入党仍很困难，能否换个单位为好。这下子可击怒了中队领导史庆玉.曲世林等人，他们是贫苦农民的后代，当看到干部子弟利用父亲的职权在他们鼻子底下走后门时，个个怒气冲天，山高皇帝远，坚决不同意我入党提干，现在想来也可理解。这次之所以能入党还是叶国贵当上党支部书记后帮的忙，因此我十分感谢他。后来我渐渐感到张良祝每天老躲着我，有时我见到他就大叫几声吓唬一下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