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节

大约是在一九七五年，我同一位叫张克林的南京籍战士去南京军区提一批器材。他提出让我到他家看看。我去了。是个寻常百姓家。按习俗，中国人生活再困难，来客也要请吃顿饭。我记得那天主人烧了七八个雪里红之类的小菜，我夹了一筷子，咸得差点吐出来，我以为主人把第一盘菜炒咸了，换了几个还是一样，我吃了几口就算了。事后我才回过味来，原来主人怕我多吃。
　　
　　在安徽上大学期间，第一次离开地勤灶，生活水平降低不少，好在主要任务是学习。学校伙食极差，自己又要花钱买，总也舍不得，老想找个人家吃点饭改善一下。老师家不能去，当时老师们生活很清苦，同学家也不行，只有另找机会。部队上有位姓吴的战士去西安时到过我家，凡是去我家的人我父亲都会热情招待吃饭，他家在合肥，是个一般干部家庭，来信说有机会去他家看看。我第一次去主人非常热情，包饺子。我着着实实美餐一顿。过了一个月我再想美餐一顿，这回主人连一点笑容也没有了，话也不多，当然吃起饭来就如同嚼腊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愿为吃上门了。公款吃喝我去，要是私人掏钱，我会再三搞清楚是否心甘情愿，到后来条件更好一点儿，我也就用不着别人再掏腰包了。
　　
　　我还吃过一顿最困难的饭。文丨革丨中我步行串联，路过山东临邑县，傍晚走进一个村庄，我们敲开一家房门，里面住着位老太太带着个闺女儿。我们让她把村党支部书记找来，能不能安排吃点白面。那年头儿到村民家都可以吃饭，大多是窝头，咸菜，地瓜干之类，一般要付两毛钱或半斤粮票。村民手头大多无现金和粮票，因此都喜欢这么做。党支部书记一会儿就转了回来，说跑遍了全村还有七斤白面，叫大娘给你们烙个饼吧，从毛主席身边来的客人。我们管帐的付了两块钱。大娘边烙饼，边说把闺女带走。我忙说不行不行，我们还要赶路。
　　
　　我一生最受尊敬，信任，最体现人间真情的一次作客,大概要算去赵速梅方卫星家了。赵速梅的哥哥同我岁数差不多，当时也在空军部队当兵，很可惜在一次救火中受伤成了植物人。我来安大后，她仿佛觉得哥哥又回到人间，能说会笑了。速梅对我极为敬重，常以大哥相称。在八八年的一个冬日，按美国的说法应是感恩节的前夕，我来到合肥投住长江饭店，这个饭店当年不知路过多少次。这次来合肥的主要目的是看看我研制的计算机英语教学系统能不能在安大，科大，合工大找着销路。不幸锝了重感冒。
　　
　　找着速梅后，她立即提出到她家住。我再三推辞还是去了。那时速梅一家住在一间房子里，女儿毛毛三岁了。方卫星见我来了立刻下厨做饭，因为当时发烧病得很厉害，吃的什么记不清了。晚上我睡在沙发上，记得速梅还叫我起来喝水。清晨，我听到方卫星对赵速梅说他要出去买早点，我立刻惊醒跑了出去。之后赵速梅和方卫星又陪我去了科大和安大。这种盛情我实在难却，决定马上离开合肥，记得是徐卫勇帮买的机票。今年春节时我与速梅通电话，她说方卫星已是厅局级干部了，我说就凭他当年对我的信任，宽宏和大度，当个省长也绰绰有余。
　　
　　04/01/06
　　
　　日期：2008-1-30:40:21
　　
　　投机的代价
　　有人做生意投机，有人搞政治投机，有人婚姻投机。前两个失败了还有机会，婚姻投机搞不好要打持久战，甚至要搭上一生生命为代价。
　　人们对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似乎已看到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因此吸引了不少北京上海女学生前往革命圣地延安。我认识一位老大姐，她是燕京大学四五年毕业生，她们一起共有五个女学生同去延安，其他四人先后由康克清大姐做媒，嫁给了四位老红军，解放后又成了将军夫人。五十年代她们就享受洋房警卫专车电话生儿育女几乎享了一辈子清福。唯独她因为革命需要嫁给了一位国民党驾机起义的飞行员。***对国民党起义人员向来不重用，多年来他在军队里从事顾问工作，当然给起义人员作夫人也得不到人们的尊敬了。又遇上了文化***每天是没完没了的审查批斗，好歹命留下来了，机长刘善本就是咽不下这口窝囊气，文丨革丨刚开始就服毒自杀了。好不容易轮到改革开放，在这位大姐的再三活动下，当了个北京地方政协委员，也算参与国家大事了，其一对儿女出国留学还是靠国民党旧部办的。我曾在此人手下干过几年，人还老实，但才学实在一般。最使他津津乐道的是飞重庆－－贵阳－－上海航线，他们常常合伙先去贵阳贩烟土，然后飞上海卖出换回金条，回重庆后再在黑市上抛出。这种投机买卖干多了，不跑也得给抓起来。也有“爱情价更高”的，我们同学孙清的母亲就是一个，她母亲对我说她原是中央军委外事局俄文翻译，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见到她的时候仍是十分端庄秀丽，就是因为组织上给她介绍了一位老干部没有同意，她爱的是同班同学，后来受到转业处理到了山东泰安农学院，孙清也成了泰安人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中关村似乎也吸引了不少女大学毕业生，似乎在这里奋斗的年青经理们也成了她们追求的偶像，高科技的发明项目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似乎更加坚定了她们追求的信心。当然这里的人也是鱼龙混杂，有的确有真才实学，有的想试试拳脚想干一番事业，有的是出国前在这里淘点金，有的则靠嗅款过日子，骗来的钱就吃，养得一副好下水。当北京普通市民还不知道什么叫卡拉OK的时候，这些人早已是每天设饭局，养“蜜”泡妞。我的好朋友金希和黄列英属前者，黄列英是北大博士研究生，通过她我认识了金希和；汪汉柏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在开封雷达团当过兵，但他属后者，前面用到嗅款的“嗅”字儿就是从他那儿学的。我的第一个大合同就是他通过北大电子厂与上海总工会签的，他一个月内把六万人民币的定金全部糟掉。那时好像每天都有公司开张，每天都有公司倒闭，后来我投靠了短命的奥林匹克公司做项目经理。总经理张天任是国家体委派来的，他曾是六十年代中国男篮主力前锋。那段时间我主持开发的“计算机外语教学系统”虽然如日中天，但也觉得朝不保夕，因为公司里混混儿太多。一天公司来了位女职员，刚刚大学毕业不久，性格十分活泼，也想在这里淘点金。她十分欣赏这里的快节奏，羡慕这里的弄潮儿。我发现她逐步锁定自己的目标，开始有点儿为她担心了，生怕她傍上一个嗅款经理。我常常暗示她，女儿不可选择自己的父亲，但可选择自己的丈夫，这里的人多是锦囊在外但败絮其中。后来干脆直接劝她，还是考托福出国算了，国外的天地也许比这儿好，那天我一直把她送回了家。
　　
　　我的话她听了一半。后来得知她为了出国与外地一位研究生草草成婚趁着动乱去了美国。
　　想不到十年后我竟在美国NewHaven的中国教堂里碰到了这位女学生。此时的她早已为人妻为人母学业全无。不但如此，我还听说她还是一位只陪读不打工不为五斗米折腰坚强女性。这种性格叫谁碰上谁都会每天觜仗不休，生活上天天磕磕碰碰，但还好家庭还算完整，还在过日子。她的性格没变，说起话来还是那样热耳酸心，第一次见面我们竟没认出来。我问她：“先生在Yale做什么的？”“Postdoc!”她随口说出。我又问：“什么叫Postdoc?”因为刚到美国，确实搞不懂什么叫Postdoc。这下她可来劲了：“Postdoc就是博士后，什么呀！连这儿都不知道！”我那天差点儿没给噎死。
　　
　　在后来的一个星期里我反复在记忆中搜索，总觉得在哪儿见过她。
　　在接着的一个星期日我们在教堂外又相遇，她竟一下喊出了我的名字，我也叫出她的名字。
　　“想不到会在NewHaven遇到你！”六岁的女儿接着说：“好巧啊！”“公司后来怎样？那些人呢？”她问。
　　“你离开后三个月公司就垮了，董事长养的小“蜜”财务主管一口气把剩下的几万块卷到深圳，总经理不知去向，据说现在也在美国。”
　　“原来是这样！那你呢？”她接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