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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老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历史上汉族中川人是比较富于反抗精神的，所以总是遭到最野蛮的屠戮。在中国历史上，四川经历了三次大屠杀。
第一次在西晋东晋之交。事起于公元301年，蜀西豪强李特纠合流民二万余起兵反晋，自称镇北大将军，在绵竹（今德阳市黄许镇）扯旗造反，陷广汉，围成都，入城大屠杀。李特战死后，其子李雄称成都王，后又称帝。李雄粗鄙无文，杀人作恶不自知，播乱长达五十年。
第二次在宋元之交。公元1279年，元朝灭南宋，两度陷成都，先后大屠杀。“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元代贺清泉《成都录》）。“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三卯录》）。野蛮民族打江山，同样鄙俚无文化，而作恶又胜过李特父子。终元一朝，成都残破，始终无起色。
第三次就是“张献忠剿四川，鸡犬不留”，这次最为残酷，远胜过前两次，空前绝后。2002年成都附近某县基建，挖掘出近万具白骨，据考证便是张献忠所为。
张献忠在四川确有许多难解之谜，最大的谜可能要算所谓的“张献忠剿四川”了。据《明会要》卷五十载：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省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就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嘉庆《四川道志》卷十七），出现了有史以来四川人口的最低记录。近百年来有许多史学家都惊奇地发现，没有哪个四川人是土生土长的，几乎都是“湖广填四川”，从外省迁来的。明末清初，确实出现过人口大量骤减的事实。难怪当时的民谚这样说：“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难道真是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光了吗？
四川丹棱人，乾隆进士彭遵泗所撰的清刻本《蜀碧》，收集了大量史料文献，其中所引证的书目几乎收尽了当时记载张献忠据蜀的所有史料。其中包括《明史》、《明史纲目》、《明史纪事本末》等二十五种。他的考订工作做得很细、很深。虽然《蜀碧》不像《荒书》、《圣教入川记》等属第一手资料，但在第二手、第三手资料中，应该算是最好的和最有价值的。特别是所选录的一些史料，今天已不可见到了，就更显其可贵。
鲁迅评此书：这是“讲张献忠祸蜀的书，其实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蜀碧》，总可以说是够惨的了。”（《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并在别一处谈及张献忠考秀才事。认为张之屠川，先是因为李自成占领了北京，后是因为满族军队入主中原，自揣江山没了自己的份，干脆把百姓杀绝。“我坐不成江山，你也别想坐江山。”打的是玉石俱焚的主意，所以死时甚从容。史记：其中箭之后，从创处拔箭细审，曰：“果然大兵也！”“大兵”，指清军。“逃伏积薪下，我兵寻得，曳出缚之。”“我兵”，清兵。肃王“亲加刃于献，磔杀之。”川人恨献忠入骨，“尸之辕门，士女往斫之，骨肉糜烂殆尽。”剖尸“见其心黑如墨。或传其心扁而无肝。”一代枭雄，竟落得如此下场，令人扼腕。而张献忠到底不俗，“临诛，犹怒目视其部下之降者。”死后，“埋尸处，丛草如棘，误触之，辄成大痈。又常有黑虎守坟，嗜人。人皆远之。”黑虎，当是献忠灵魂所化。
据《蜀碧》记载：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煤山自缢，接着清军入关，八大王张献忠攻占成都，称大西王，建大顺政权。后来几股军事力量（包括张献忠、李自成起义军、清军、明军、黄遥十三家地方武装）在天府之国的大地上反复拉锯，战乱延续多年，百万军民“流血漂杵，骨山血海”，出现了“千里无烟，空如大漠”（《荒书》的惨状，甚至发生大规模人吃人的事件，其惨烈程度可谓空前绝后，骇人听闻。
张献忠嗜杀，完全不加选择，川中有“七杀”之说。他是要将所有人，一概杀绝，如李逵之“排头砍去”，不留孑余。
杀从官、文官。孙可望从汉中还，从官往迎。张献忠认为旧习未改，一气打杀二百人。又一日，无故杀从官三百人。有人认为太过，张献忠说：“还怕文官没人做吗？”朝会时，牵入獒犬数十，遍嗅殿下官。凡被獒犬嗅过者，一律斩首。名曰“天杀”！又创生人剥皮法，从头至尾，一缕裂之。张于前，如大鸟展翅，逾日始绝。有即死者，行刑之人坐死。兵书龚完敬以为无道。被剥皮后实于藁草，衣冠以徇市。
杀绅士。集蜀地绅士于一地，令之从东门入，从西门出，尽斩之。
杀诸生。集诸生，出新制黄旗一幅，纵横各一丈，令书满幅大帅字。画欲如斗，须一笔写成，能者免死，余皆杀之。夹江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以大缸贮墨渖，濡三日，提出直书，不爽毫发。张献忠见字后曰：“你有才如此，他日如我者必尔也。”杀之祭旗。
又以考试为名，召川中读书人至。在贡院前，左右设一长绳，离地四尺。按名序立，凡身高过绳者，悉驱至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前后近万人。笔砚堆积如山。只有二士年幼，高不及绳，留作书记。
杀武生。以考试为名，集武生至。时，禁民间畜马。武生之至者，命集教场。出厩马最狞劣者千余，驱之使骑。甫乘，合营大噪，发巨炮，振金鼓。马奔人堕，践踏成泥。张及部下抚掌大笑。
杀所获妇女、儿童。认为妇女累及人心，悉令杀之。有孕者，剖腹以验男女。又取小儿每数百为一群，围以火城，视其奔走呼号为乐。
杀无可杀，杀妻妾。张献忠偶夜静无事，忽云：“此时无可杀者。”遂令杀其妻及爱妾数十人。惟一子亦杀之。杀皇后。定都成都，封陈氏女为后。不十日，皇后赐死，其兄也受极刑。
杀人名目，除前举之剥皮法以外，又有：割手足，谓之“匏奴”；分夹脊，谓之“边地”；枪其背于空中，谓之“雪鳅”；以火城围炙小儿，谓之“贯戏”。抽善走者之筋，斫妇人之足，碎人肝以饲马，张人皮于悬市。
张献忠屠川，川人孑余者寥寥。今之川人，多清初自内地迁来。可见杀戮十分残酷，也十分彻底。张屠川，有说是幼时随父入川贩枣，受到川人辱骂，所以刻意报仇。有说是大西军入川时，遭到各府州节节抵抗，欲图报复。也有人为张氏辩，说杀人的并不都是大西军，也有后来入川的清军。后一说是为反清造舆论，可以不论。张之屠川，主要原因在于农民的狭隘，流氓无产者的对社会不负责任。鲁迅所说，正是此辈阴暗心理的真实写照。农民起义，有学者称作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窃以为农民起义的最高理想，是自己坐龙庭，所谓“彼可取而代之也”。成功了的，有刘邦、朱元璋。失败了的，品质好一点的，如李自成，失败前，还在北京城里演了一出登基大戏。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过去将其捧为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革命政权。今天看来，不过是中西封建主义合炉的大杂烩，是西方中世纪黑暗神权与王权合一的复制品。相形之下，张献忠的破坏性最大，流氓性也表现得最充分。我死了，你也死，留一片废瓦砾，决不对历史负责，也决不对人类负责。难怪张献忠死得那样从容。革命，如果只剩下杀戮，那么，不革也罢。不讲建设的革命和起义，只能导致****，而****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乱世人，不如太平犬，明末川中，张献忠杀人，民间因生存危机，自相食人。史记：赤地千里，粝米一斗价二十金，荞麦一斗价七八金，久之亦无卖者，蒿芹木叶，取食殆尽。时有裹珍珠二升，易一面不得而死者；有持数百金，买一饱不得而死者。“于是人皆相食，道路饿殍，剥取殆尽。无所得，父子、兄弟、夫妻，转相贼杀。其食人之法，亦有如下羹羊、饶把火、和骨烂等名目。”《蜀碧》记两例，最为触目惊心。一例：有人避寇山中，经过一茅屋，见烟腾起，疑为居人。进屋后，见锅中所煮，皆人手掌腿足等物，骇愕失声。时幸主人外出，屋中无人，不然也难免被吃。另一例：某宅外里许，有饿死于道者。某谋夜往剥之。及至，死者仅存一头，身子先已为人剥去。
人相食，是为了生存，而生存者几稀。张献忠为杀人而杀人，是性格使然。后人如姚雪垠辈，置献忠杀人不问，称其性格“妩媚”。妩媚者，动人也。张献忠的性格有过人处，即狠得下心，下得了手，强悍过于豺狼。张占成都，驱人至东门外杀害。举刃时，迅雷奋击者三。张怒，指天骂曰：“尔放我下界杀人，今乃以雷吓我耶？”命大炮轰天三响。过梓橦关，作文祭文昌帝君。其文曰：“咱老子姓张，尔也姓张，为甚吓咱老子？咱与尔联了宗吧。尚亨！”中箭将死，尚从容拔箭视之，向阵大言：“咱生在燕子岭，死在凤凰山。”其枭雄非人性处，大抵如此。
张献忠为什么要将四川人杀之一空？有个荒诞不羁的说法是因为当时的四川人过于奢靡淫逸，因而上天降怒，让张献忠杀尽四川平民。当时蜀中妇女的裙子，都是在白罗上用红丝碧线绣成风liu的香艳诗句，然后飘若惊魂地在市井间盈盈经过，路上行人都注视着绣裙上的文字。另外蜀中女子流行穿一种高底、厚约三四寸的绣鞋，鞋跟是用檀木雕琢而成，里面藏着香檀雕的雏花，并放进香末，高底鞋跟下开个小孔，每走一步足底下就会漏出一朵雏花状的香末。因为张献忠的肆虐，后来的四川女子或许美艳的还有，但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诗意盎然的风liu韵致了。
川中自从遭张献忠的杀戮，城内都杂树成拱，野狗吃起人肉像虎豹那样的猛兽，在路上咬死人，不吃干净就走了。百姓逃到深山中，穿着草编的衣服，遍体都生了毛。顺治三年，在四川作为一个基地已被消耗殆尽后，张献忠开始向陕西进发，企图与清争夺西安。他焚烧了成都的宫殿庐舍，率众出川北进，又想尽杀川兵。属下的将军刘进忠统率着川兵，听到这个消息逃跑了。在盐亭界凤凰坡，张献忠被清兵捕获斩首。当清军到成都府时，整个成都只剩下不到二十户人。
张献忠的残忍让人难以接受，其实这是游民的最真实一面。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指出游民不同于农民，历代王朝末世乱局中的许多起义者都是游民而绝非农民。而且张献忠与腐朽的明朝政府为敌，缺少切实的目的。他占领一个地方然后再放弃，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不停地杀戮，才使他的毫无目标的行为具有存在下去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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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到《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等书上的这些描写的时候，曾经怀疑写史的人蓄意污蔑农民起义的领袖。这也是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提醒我们警惕的东西。后来，偶然看到一些四川县志上的户口记载，得到佐证，才不得不怀疑我自己的怀疑了。民国《温江县志》卷一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1659年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简州赋役，原额人丁8495丁，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西南三省的总丁数从万历六年占全国总丁的百分之十降至康熙二十四年(AD1685)的百分之一点六，其中，四川的丁数比例还要减少得更多，大部分地区以至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