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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在二零零三年，一个叫Mike的白人来到我的店里，他的脖子上刺着“死前污”三个字，他装着买酒，实际上是“踩道”。第一次来时我还同他聊天，我说你脖子上的三个字我认识，他嗯嗯啊啊，好像心不在焉，实际上毒瘾上来了。按常理说，脖子上有这么明显的标记，一旦犯事儿，是跑不掉的。过两天他又来了，是典型的人为财死。他从冷柜里提出一箱Heineken啤酒，走到我面前，趁我不注意，一下抡过来，击在我头上，我当场被敲晕过去。等我醒来，发现桌上的收款机没了，我断定被Mike端走，在按下报警按钮的同时，我在本子上记下“死前污”三个字。十分钟后丨警丨察赶了过来，是个老丨警丨察，还躲在树后看动静，我向他招招手：快过来，早跑了。这次报案十分准确，“死前污”三个字又是我的母语，再阴差阳错也不会搞错。Mike后来判的是重罪，抢劫加伤害，估计他至少要在监狱里呆八年。由于抢劫发生在中午，那时收款机里可能只有几十块钱。从此我又长了个心眼，在柜台前再多放两排葡萄酒，加远我与顾客的距离，这样显得安全些。我个人体会，白人抢匪多是心狠手辣，可能智力发达些，手法狠如东北的“二王”，常常先治人于死地再说。黑人抢匪相对“文明”多了，他们多是举刀举枪相威胁，只要能拿到钱，很少有伤人的，有时还颇有戏剧性。二零零四年圣诞节快到了，我暗暗庆幸这年平安无事，谁知两个黑人抢匪光临了，一个蒙面，另一个搂住我举着把刮胡刀片相威胁，叫我离开前台到后面去，我随着他向后去。蒙面的那个进入柜台，问我怎么打开收款机，我说按一下带“C”字按钮就行，他试了一下没打开，发现收款机底下的抽屉里有不少散钱，抓过一个塑料袋就开始装起来，举刀的那个问我口袋里有没有钱，我说有，当时我搞错了，以为是四十张零票，不加犹豫就掏给了他，后来想起来是四十张十元票。因错得福，看样子他们都心满意足了。搂住我的那个显得更满足一点，叫我蹲下，催促前面的那个赶快走，否则前面的还要设法打开收款机，正好在这时一个邮递员要推门而进，这俩个抢匪一看不好，夺门而逃，差不多与他撞了个满怀。
大家都爱犯一个毛病，被抢时大多不敢看抢匪的面容，实际上抢匪举刀威胁你，也是不让你看到他长得什么样。我是在他们进门走近我的时候，记住了特征，特别是过来搂住我的那个。两天以后丨警丨察又拿来照片让我辨认，我把照片举在我的侧面，也就是拿刀威胁我的那个位置，稍稍回忆片刻，最后断定无疑。不久丨警丨察以武器抢劫罪起诉，我想他们的牢狱生活不会短。
我总在想，我一个外国人跑到NewHaven来开酒庄，没几年，靠超常的记忆力和判断力，把这么多的美国人送进监狱，为了这点钱他们值得吗？我值吗？我来美国也不是为了钱吗！再加上年年看到我的顾客喝死，真还有点儿伤感，前面提到的波兰小伙子的哥哥就是喝死的，年仅三十六岁。由此连想到我们山西商民祖先乔致庸，多次为银子死里逃生，最后明白了：我们有才气，有悟性，应该努力做一个李白杜甫白居易，做一个王维才对，一辈子老倒腾这些生带不来死又带不走的白花花的害人又伤神的银子干什么！如果再有来世的话，我一定努力做个大作家，大诗人，大学者。
12/13/06
日期：2007-12-291:01:43
老板的心
人有时侯容易产生错位，本来学问做得好好的，突然想起了做生意；有时候生意做得好好的，又想起了做学问，也许饭换着吃，才有味道。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河北的一位朋友安排我去了一次深圳，那是一趟美差，他让我从北京为他取一个《进口汽车通行证》，送到深圳后我就没事了。一天下午没事我转进了一个个体批发市场，刚一进入口，里面的个体批发商一个个喊起我老板来了，当时的批发市场不仅小而且还破破烂烂，我被这些广东小贩一喊老板，顿时飘飘然起来，心想为何不倒点进口货回北京，我看上了海飞丝洗发水，以为是香港产的，一下买了十瓶。背回北京一看，全部是假货，扔掉觉得可惜，用又不能用。还好一个远房亲戚在药材公司搞批发，她当作回扣又把这些烂货倒给了居委会红医站，红医站又当作药品卖给了病人。从那时起我感觉到老板的心都是够黑的。
我有个好朋友叫汪汉柏，他可能算中国最早的一批在北京中关村浪迹的人，开了个民办电子厂，他喜欢自己设计电路，虽然水平不高，但苦心专研，他开发的语音教室往往连声音都发不出来，还一个劲儿地往学校推销。他在管理上有个特点，喜欢到国营企业挖点专业人才，诱人辞职后，头一个月给来人发点工资，尝尝甜头，以后索性不给了。有个司机与汉柏住邻居，本来在国营企业干得好好的，骗到厂子来给汉柏开车，一干就是五年，工资从来没有顺顺当当发过。小王一见我面就诉苦，没见过这么黑心的老板，我们没日没夜为他干，他倒好，一骗到钱自己先吃喝玩乐。我认识汉柏的时候，他的厂子还有二十多人，没半年只剩他和司机了。有一次我见到司机小王又跟我诉苦，我说像你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辞职啊。小王说，每次我提出走人，汪孙子先给我装哭，哭着哭着就把库房的钥匙扔给我，说自己到库房看看，能捡点什么就捡点什么吧，每次汪孙子这么一哭，我能走吗，厂子就剩我们俩人了。
男老板是这样，女老板情况会是怎样？一九九四年一个星期天，我正在小学同学梁建国家里，他那时刚出狱不久，他因看黄色录像被判刑十二年，现在看来纯属冤案。他接到一个西安来的长途电话，是中学一个姓李的同学打来的，说公司四百多万股票被深度套牢，能不能在北京找一个炒股高手。我在一旁听到这个情况兴奋不已，认为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马上毛遂自荐。老李一看我跟他是中学同学，马上同意了，我于当晚飞到西安。
老李来咸阳机场接的我，这时他已经金劳钻戒了。他早些时候在纺织工业部干，他和香港的女老板里应外合一起捣腾纺织品配额发家，在海南折腾几年后转战到西安。公司在北小街租赁一个五层旧楼，一楼为餐馆，二楼为卡拉OK，其它一部分住人或转租，从这种安排格局，就可闻出女老板的过人精明。我到达公司时接风的宴会已准备好了，女老板是南京人,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军，文丨革丨时受了不少苦，早早地去了香港。
女老板是最后一个入座的，满身珠光宝气，好像那天她不太高兴，也是，谁的股票被套了，谁都会怄气。我几乎没有见过再比这个女人更精明的女人了。她刚从南京回来，带了一只南京板鸭，让厨师切盘摆在桌上，她拿筷子拨了拨说，怎么这只鸭子没有脖子和鸭爪，而且分量也不够，厨师忙出来解释说有一部分没端上来，女老板得意地朝我笑了笑。我见有点话不投机，说了句硬话，我敢来西安，就敢吃这碗饭。
第二天一早我陪女老板来到南门外建行大户室，这时我已顶掉老李的位置，老李干其它事儿去了。她随即用她的还剩二百多万面值的股票做抵押贷出一百万现金，年利按两分计，交给我。我经过一夜思考，已经想好了方案，必须初战告捷。我决定做金桥，金桥早有买金桥等于买金条之说，女老板这时没有任何主意。上午开盘时金桥价位在十四元八角，我观察了一会说抛两千股火力侦察一下，这时全大户室的人都看着我，后来我才闹明白这里没有做这么小买卖的。抛出后迅速被大户吃掉，金桥不跌反涨，我感觉出已经到底部了，女老板霉头一下皱了起来，这么快就赔了两千股。我没理她，随即喊出买进一万股，成交后，我又喊出再买一万股，贵一点也要。再次成交后，只见金桥大幅攀升，说明有大户进场，我是搭了个早班车而已，女老板她哪看得懂这个。下午收盘时金桥稳稳地停在十七元八角，我心里美极了。
晚上吃饭时，我已是女老板的座上宾了，她直骂老李没用，做了半年股票，不仅没赚，而且全部被套住，老李被骂得灰头土脸的。女老板和老李是傍家，老李只是挂名的总经理。饭后我们又是跳舞又是打麻将，看样子对我极感兴趣了。
后来的两天金桥一直高位盘整，庄家有出货迹象，我说最晚星期四就得卖掉，不能恋战。星期四一开盘我把两万股统统高位抛掉，我毛算了一下，这一进一出女老板有小五万进帐，这见面礼够大的了，怎么说也得给我分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