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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清明节,写在父亲三周年忌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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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父亲是农历二月二十三号去世的。
  今年的二月二十三号,是清明节,也是父亲的三周年忌日。
  按照家乡的习惯,今年祭拜,是可以给父亲的坟添土的。
  昨日微雨,在送儿子上学回来的路上,沿着河边独自行走,突然想哭,但再不是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也少了许多悔恨。
  儿子越来越可爱了。
  太太也进步了很多,不管是对待工作的心态,还是对待生活的心态,都有了许多的进步。
  大概是我病了这么久,吓着她了吧,所以主动分担了许多——这四五年,她跟着这样的我,受苦了。
  母亲的身体和心情好了一些,但依然是每天吃药。
  从我上初中到现在,印象中,母亲天天吃药。
  她回了老家,不愿意跟我们同住,也不愿意跟姐姐、妹妹同住。每次回去看她,她都会念叨,“你们抓紧时间再生一个,我再去郑州给你带孩。不生二胎,我不去。”
  我强求接她来郑州,也可能只是为了一个孝顺的名声。
  回到老家,母亲跟邻居们相处的很愉快,有许多共同话题,什么时候都有人陪着她聊天。
  不像在郑州,母亲找我说话,绝大部分话题都属于老人话题,我很少有耐心能听她讲半个小时以上的。有时候敷衍地笑着应付两句,有时候也会表现得不耐烦,这都让母亲伤心——这是我的问题吗?也可能是,也可能不全是,从农村来到省会,赚钱养家是我最大的责任,这个做到了,就给自己个及格分吧,不敢再苛责自己了。
  父亲被家人提及的次数,也越来越少。
  这是刻意的忘却,还是时间的洗白,不清楚了。
  三年了,没有一天,身体是完全健康的。
  三年中,吃了两年的中药。
  要么刻意地遗忘父亲,不去谈他,不去想他,不去悔恨,这样思想才有机会焕发生机,身体才会渐渐康复。
  要么依然想想父亲的好,父亲的辛苦,但是原谅自己,不去悔恨,而是刻意地多想想自己对父亲的好,不再继续诅咒和怨恨自己,也能让思想焕发生机,身体渐渐康复。
  好好活着,母亲的赡养费,儿子的抚养费,家庭的生活开支,对兄弟和合伙人的交代,还有那似乎已经遥不可及的梦想,都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好好活着。
  “无题
  那同一棵树上,又生了绿叶
  可这不是去年的叶子
  这便是我的悲伤
  那同一棵树上,又生了绿叶
  那不是叶的重生
  而是树的
  这悲伤,便如这清明的雨
  哀怨中浇醒了春天”
  2,
  明天早上,要回老家了。
  些微的伤感中,想起了村中的一个同龄玩伴。
  我跟他同岁,又是邻居,还同年上了小学,一起读了初中,他的聪明机灵,不亚于我。
  初二的时候,全班七十人左右,我在班级是倒数后二十名,他的情况跟我也差不多。
  那是应该是1992年,他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都辍学了,去了南方打工,每月都能赚500到700元的工资。
  他的哥哥在初三时候,成绩是班级十五名左右,还是很不错的。没考上重点高中,学校的老师建议他哥哥再留级复读,他哥哥也想继续复读,但是家人不支持,劝他辍学了,到南方打工。
  他是家中老小,最受娇宠。
  家人虽然支持他上学,但他看不到考上高中的希望,又贪玩,就主动辍学了,也去了南方。
  我们那是村办初中,百分之八十的老师,都是民办老师,教育质量落后。初三全班七十人,每年考上重点高中的,也就一两个人。
  班级五十名上下的我,也看不到升学的希望,加上贪玩,就在读第一个初三时,主动要求辍学。
  我背起书包,提着板凳,回到了家,告诉父亲我想去南方打工。
  我在初二、初三时候,每周要挨父亲两三次打,早就习惯了父亲的暴跳如雷。
  即便父亲打断过棍子,用树枝抽过我的脊背、抽得背上的血将衣服粘在皮肤上,我都从没有因为他的狂揍屈服过。
  每次他揍我的时候,我都不跑,站在他面前,任凭他打,不跑也不认错。
  因为我心里清楚,他肯定不会打死我。
  但我第一次提出辍学的那次,出现了例外。
  记不清楚父亲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了,只记得他疯狂地揍我,下手没了轻重,被他揍过上千次的我,从没有见过他有那么的愤怒。
  我毛骨悚然,有一种本能的认知:父亲彻底失去理智了!今天再抗下去,他说不定真会失手打死我的。
  我嘴上没有认错,却背起书包,提着板凳,跑回了学校。
  记忆中,那是第一次,我在他的暴揍下屈服,也是最后一次。
  第一个初三读完,考得一塌糊涂,班级倒数,不管是高中,还是中专,都没有资格就读。
  对上学这件事,我彻底失去了信心,也失去了兴趣。
  父亲得知我的成绩,失望,茫然,悲伤。
  在他的认知里,做农民太苦了,唯有读书,才是摆脱农门的唯一途径。
  可是,我的成绩,让他也动摇了。
  我衡量再三,咬牙站到父亲面前:打吧,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去上学了。
  让我诧异的是,他没有动手。
  “不上学,就是做种地的命。从今天起,我什么时候去田里干活,你就什么时候去田里跟着我干活。”父亲说道。
  “种地有什么不好?干半年,歇半年,歇着的半年里随便玩!”这就是我当时的心理活动。
  每天早上,父亲五点半到六点就起床了,他要趁着凉快锄草。
  前几天,我以为他是故意整治我,自己也憋着一口气,跟着他一起起床,去锄草。
  跟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他天天如此。
  夏天,中午吃过饭,别的人家都会歇息到三点后,才会到田地干活。
  中午两点左右,甚至有时候不到中午一点,父亲就拉着我下地了。
  火辣辣的太阳,站在地头,就是汗流浃背!
  我忍不住抱怨,“你就是故意整我!哪有大中午下地干活的?”
  父亲不理我的抱怨,蹲下来拔草,“你要干不了,就坐地头看着。你妈身体不好,你姐和你妹妹都去南方打工,咱们家五个人的田地,重活累活,都是老子一个人干,不起早贪黑,能干的完?”
  我就真的坐在地头,委屈地默默流泪。
  但是,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父亲都在田地里,不停地拔草。
  他的衣服湿透了,贴在背上。
  他一脸的汗水,用袖子擦拭眼角的汗水的时候,手中那些带着泥土的草根,在他脸上留下一道道污痕。
  我突然从抱怨和委屈中醒了:我坐在地头,不干活,都热的受不住,父亲却在不停地劳动!
  那一刻,我不再抱怨,委屈也消失了,内心涌生出无尽的羞愧。
  父亲种了蔬菜,番茄、甜瓜、西瓜熟的时候,父亲要在田地里搭个草棚,住里面看守。
  我跟着他在草棚中住下,田地里的蚊子真多啊,而我们却没有蚊帐。
  凌晨三四点钟,父亲就要起来摘下新鲜的番茄或者甜瓜、西瓜,然后骑个自行车,驮到集市上售卖。
  我坐在自行车前面的铁梁上(老式自行车,前面有梁,后面有座,能驮两到三个人),跟他到集市上,坐到菜摊前,就能睡着。
  到了中午,集市上没人了,没卖完的蔬菜,父亲就会驮着到附近的村庄,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吆嗬,然后降价处理——那时候没有冰箱,夏天的蔬菜放过一天,就会发黄,发蔫,更没人要。
  我跟在父亲身后,总觉得这样吆嗬着丢人,害怕遇到熟悉的同学,每每弯腰低头,不敢正脸看人。
  到了瓜果集中成熟的时间,自行车驮不完了,父亲就推着架子车,拉上满满一车,让我跟着他,一个村一个村叫卖。
  一旦拉架子车出去,路上一来回,都要走上五六个小时。
  忘了是收玉米还是收小麦的时候,我拉了一架子车的粮食,路过一个坑,我没把握好,一个车轱辘陷进坑里,车子翻了。
  架子车的扶手重重地压在了我的腿上,将我砸倒在地。
  那一年,我十三岁。
  我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却不是因为腿部受伤。
  好不容易,熬到秋收过后,我期盼已久的农闲时光,来了。
  我欢喜雀跃,向往着每天与同龄人打牌、嬉戏的日子。
  父亲却带上我,去了砖窑。
  搬砖,成了我农闲时光的日常。
  平房宿舍有限,我们住的房子,是苇草搭成的屋顶,下雨时漏水,只能躲到其他平房的房檐下睡觉。
  吃的是窑上的大锅饭,工头们去厨房盛来一大桶,放在我们面前,谁吃谁去桶里盛饭——这让我想起了喂猪的情景。
  因为瘦小,因为年幼,干不动重活,或者干活慢,总要被其他人嘲笑。
  父亲也不再呵护我,任由他人嘲笑我。
  手上被磨出几个水泡,有的泡烂了,渗出水,带着血,我给父亲看,希望他能心疼我一下,让我回家歇两天。
  父亲看都不看地说,“手上磨出泡,正常!等你把泡磨破了,再磨出几次,就磨出老茧了。有了老茧,肉粗皮厚,再磨的时候,你就不疼了。”
  我瞪着他,心中恨恨不平:难道我真是他捡来的?
  又一天,工头将五块砖头码在一起,递给了我。
  我弓着腰搬运的途中,一块砖头滑落,砸在我的脚趾头上。
  夏天,为了凉爽,我穿的鞋,是露着脚趾头的凉鞋。
  我疼得惨叫连连,放下其他砖头,坐在那里,咬着牙,不出声,默默流泪。
  只有三分之一的原因,是因为疼痛。
  还有三分之一的原因,是因为委屈:我这么惨,父亲居然一点都心疼我,不安慰我。
  最后三分之一的原因,是因为茫然和恐惧:如果我能活七十岁的话,以后的五十多年,都要这样过吗?
  那一年,我十三岁。
  砖窑上有一个很深很大的湖,是挖土烧砖时挖出的,有六七米深。
  我一个人走到湖边,慢慢走到水能漫过我头顶的地方,将自己全身埋在水里,张开嘴巴,竭斯底里地大叫大哭。
  喝了几口水,憋不住了,我擦擦眼睛,游上了岸。
  我找到父亲,平静地说,“爹,我想我妈了。我想请两天假,回家看看。”
  父亲同意了。
  我回到家,跟母亲打了个招呼,忍住想哭的冲动,然后去屋里找到我的书包和板凳,告诉母亲,“妈,我想去上学了。”
  即便是复读,物理化学英语老师讲的东西,都还是听不懂。
  我不再心浮气躁,也不再因此厌学、恐惧,我找来初二的物理和化学课本,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不懂就问,也不再理会老师给我讲解时那不耐烦的表情,学到东西才是本事,管老师的态度干嘛?
  上课犯困时,果断给自己一个耳光。
  耳光不好使,就拿拳头砸墙,争取多看几分钟书。
  拳头砸墙还不好使,就拿拳头砸桌子的棱角,一拳下去,疼彻心扉,皮破血出。
  上学不再是爱好不爱好的事情,也不再是困难不困难的事情,是必须好好读书,必须学会的事情。
  没有退路,没有借口,不管再难,都必须学会,啃透。
  上学不是为了让老师喜欢我,上学不是为了让父母开心或者将来能更多地回报父母,上学就是为了我自己,在将来可以多一些生存选择,不再做个那样苦、那样累、那样卑微的农民。
  毕竟是落下的知识点太多,第二个初三,我也只能将成绩,从五十名赶到了十五名左右。
  没有犹豫,没有选择,我再次复读,读了第三个初三。
  而我的父亲,母亲,姐姐,妹妹,都无私地支持着我。
  读了三个初三,1996年考重点高中,仍然差了两分。
  我面临两个选择:读第四个初三,或者交三千元的择校费,去读重点高中。
  1996年的三千多元,相当于今天的五万到十万元。
  父亲和家人都倾向于让我继续复读。
  我内心是想去读高中的,读了三个初三,已经受够了村人和部分老师的嘲笑了。
  但我没脸说出这个想法。
  家人对我的支持已经够了,足够了。家中所有积蓄,不到两千元。
  但我却一病不起,吃不下东西。最严重的时候,高烧超过四十度。
  我憋着心事,跟父亲各自骑了一辆自行车去邻村的诊所,医生看着体温计的数字,眼睛瞪得很大,“高烧四十多度,你还能骑自行车?”
  看完病,父亲带我回家,已经是下午六点前后了。
  父亲看着我,突然说道,“你要想去读这个高中,自己去你大姑家借钱吧。”
  就这一句话,我立刻恢复了精神,二话不说,骑上自行车,就去大姑家了。
  我大姑家距离我家二十里路,骑自行车要将近一个小时。
  因为害怕夜路上遇到鬼,天黑之后,我从没一个人出过村子。
  那晚,我独自出村了。
  要尽量趁着路上的那些村庄还有灯光,要尽量趁着路上还可能有行人,早点赶到大姑家!
  这便是那晚路上的想法,所以骑得飞快,路上摔了几个跟头,总觉得可能是闹鬼了,吓得我顾不上拍身上的灰尘,扶起自行车就继续狂蹬着赶路。
  到了贾营,看到大姑家村口一户人家的灯亮着,我才停下来,跑到他们院子里的压井旁,喝了一口气凉水。
  当我出现在大姑家的时候,我尽量让自己表现得很平静。
  但是,那满头满身的灰尘,胳膊上和手上的伤痕,出卖了我。
  到了南阳八中之后,我更加用功,在桌子的一角上,用刀子刻下了“父亲”两个字,用一堆书压着。
  贪玩的时候,就掀开那些书,看看那两个字,立刻心中愧疚、悔恨,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父亲是用血汗钱,甚至可以说是卖命赚的钱,来供我读书。
  他希望我通过读书,增长见识,获得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能力,从而摆脱他那样辛苦的命运,让我过得更好。
  我拿着他的血汗钱,贪玩,贪吃,与禽兽何异?
  每每这样一想,就又能心静几天,继续埋头学习……
  如今,我坐在省会城市的家里,一边写作,一边兼顾着工作,再不用靠出卖体力和时间赚钱了。
  这,都要感谢我的父亲。
  同村的那个同龄人,初二辍学的那个玩伴,在广州打工后,结婚,生子,现在回到老家,继续种地。
  老家没有工厂,也就没有就业机会。
  这两年,像他这样回到老家的同龄人,越来越多了。
  有门技术的,还能在镇上买个商铺,做个小生意。
  没有技术的,只能种地,农闲时再找找邻近村庄有谁家盖房子了,去和和泥巴,搬搬砖头,砌砌墙,赚点零花钱。
  没有这样的零活时,就聚在一起,斗斗地主,玩玩麻将。
  每次回家,我都会找一个牌场,玩上两三个小时。
  只是再也没有父亲了。
  那个突然从贪玩的我身后出现,提着我的耳朵,高声怒骂着,喊我回家吃饭,或者喊我去地里干活的父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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