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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生气了！离我的桌子远点好吗？’另一个学生也许会说：‘没问题！我忘了你不喜欢这样。’
　　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会有挫折感。我想知道，除了和谐与秩序，我还需要什么。我投入大量时间备课，可为了管理课堂，无法好好讲课。这也影响了其他学生的学习。当他再次发作时，我开始告诉他：‘我很看重学习。请认真听讲好吗？’也许，一天中要提醒他一百次，但他一般都会重新开始认真听课。”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一位教师
　　一位医生写道：
　　
　　“在行医时，我经常使用非暴力沟通。一些病人问我是不是心理学家，因为医生通常并不关心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疾病的态度。非暴力沟通帮助我敏锐地觉察他们的需要，了解特定的时刻他们需要听些什么。这对改善与血友病人和艾滋病人的关系特别有用——此类医患关系常常受到强烈愤怒和痛苦的冲击。在过去的五年，有位患艾滋病的妇女接受了我的治疗。最近，她提到，我努力帮她寻找生活的乐趣，是她得到的最大帮助。非暴力沟通功不可没！在过去，一旦得知病人患了致命的疾病，我就心灰意冷，难以真诚地鼓励他们拥抱生活。通过运用非暴力沟通，我开拓了视野，找到了新的沟通方式。它与医疗活动相辅相成，我真是喜出望外。随着更频繁地投入非暴力沟通之舞，我更加热爱工作，并深得其乐。”
　　——巴黎的一位医生
　　
　　还有些人把非暴力沟通运用于政治上。法国的一位内阁成员去看妹妹时，注意到妹妹和妹夫的沟通方式和以前很不一样。听了他们对非暴力沟通的介绍，她深受鼓舞，于是提到下周她需要代表法国，就有关认养程序的一些敏感问题，与阿尔及利亚进行谈判。尽管时间很紧，我们还是请了一位讲法语的培训师去巴黎配合那位内阁部长。后来，她认为，新学习的沟通技巧对谈判的成
　　，就有关认养程序的一些敏感问题，与阿尔及利亚进行谈判。尽管时间很紧，我们还是请了一位讲法语的培训师去巴黎配合那位内阁部长。后来，她认为，新学习的沟通技巧对谈判的成功有突出的贡献。
　　在耶路撒冷，不同政治立场的以色列人参加了一个非暴力沟通研讨班。参加者使用非暴力沟通对容易引起争议的西岸问题发表他们的意见。许多已在西岸建立家园的以色列人，相信他们的行为是在履行宗教使命。然而，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巴勒斯坦人，而且来自那些承认这一地区将属于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其间，我和一位培训师示范了如何以非暴力沟通的方式来倾听，然后请参加者轮流扮演其他人的立场。20分钟后，一位定居者宣布，如果她的政治对手能像刚才那样倾听她的心声，她愿意考虑放弃在西岸的定居点，并迁到国际认可的以色列领土。
　　在世界上，有些地区面临着激烈的暴力冲突以及棘手的种族、宗教或政治问题。非暴力沟通为这些地区提供了有效的解决办法。看到非暴力沟通培训的普及，以及人们使用它来调解以色列、巴勒斯坦、尼日利亚、卢旺达、塞拉利昂以及其他地区的争端，我感到特别地满足。我和工作伙伴曾在贝尔格莱德紧张地工作三天，培训那里为和平工作的市民——他们的国家正在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进行残酷的战争。我们刚抵达时，学员们看上去十分沮丧。随着培训的进行，我们听到他们咯咯的笑声。他们找到了力量的源泉，并与我们分享他们深深的感激和快乐之情。接下来的两周，我们在克罗地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先后开展了培训工作，我们再一次看到，通过运用非暴力沟通，这些处于战乱之中的人们恢复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能有机会到世界各地讲解非暴力沟通，体会它所激发的力量和喜悦，我深感幸运。
　　德评判是用道德标准来评判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那他就被看作是不道德的或邪恶的。例如：“你的毛病是你太自私了。”“他对人有成见。”“这是不恰当的。”批评、指责、辱骂、归类、比较以及评论等都是在评判人。
　　苏菲派诗人鲁米写道：“在道德与不道德的区分之外，有片田野。我将在那里见你。”然而，语言使我们陷于是非之中。它擅长将人分类，把人看作好人或坏人，正常或不正常，负责任或不负责任，聪明或愚蠢，等等。
　　我从小就学着以貌似客观的语言表达自己。一旦遇到不喜欢的人或不理解的事，就会想别人有什么不对。如果老师布置的作业我不想做，那他就“太过分了”。如果有人开车横冲到我前面，那他就是“混蛋”。同样的，要是达不到自己的期待，我也会觉得自己有毛病。我一心分析和确定错误的性质，而忽视自己和他人的需要。因此，如果女友想多一些体贴，那她就“太粘人了”。可是，如果我想多一些体贴，那她“冷漠得像个木头”。如果同事更关心细节，他就是“有强迫症”。反之，如果我更在乎细节，他就是“粗心大意”。
　　对他人的评价实际上反映了我们的需要和价值观。
　　我相信，诸如此类的评论暗含着我们的价值观及需要。不幸的是，以这样的方式提出主张，很可能会招来敌意，使我们的愿望更难得到满足。即使他们接受批评，作出让步，通常也不是心甘情愿的。如果他们出于恐惧或内疚来迎合我们，或迟或早，我们将会发现对方不再那么友好。当然，他们也付出了代价。屈服于外部或内部的压力，很可能使他们心怀怨恨，并厌恶自己。。
　　重要的是，在这里，我们不要将价值判断与道德评判混为一谈。什么是可贵的品质，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例如，我们也许会欣赏诚实、自由以及和平的价值。价值判断反映了我们的信念——生命的需要怎样才能得到最好的满足。看到不符合我们价值观的行为，我们可能会说：“暴力是不好的。杀人者是邪恶的。”然而，如果我们从小就学习爱的语言，我们将会直接说出我们的价值观，而不会指责他人。此时，我们就会说：“对于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我很担心；我主张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冲突。”
　　语言与暴力的关系是科罗拉多大学心理学教授O.J．哈维（O.J.Harvey）的研究课题。他从许多国家的文学作品中随机节选了一些篇章，然后统计某些词语的使用频率。这些词语涉及道德评判。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类词语的使用频率越高，暴力事件就越频繁。在一些社会中，人们习惯于将人分为好人和坏人，并认为坏人应该受到惩罚。在另一些社会中，人们倾向于围绕人的需要来考虑问题。得知后一种社会的暴力现象远少于前一种社会，我一点都不吃惊。在美国，在孩子们最可能看电视的时间段，有75%的电视节目在播放主人公杀人或暴打对方。将暴力作为节目的“高潮”是很典型的现象。看电视的人看得津津有味，是因为这个